北京

　　法官被視為公平正義的“看門人”，其專業素養、品行操守、責任追求，直接影響著整個司法公正的實現程度。現實中，法官群體面臨超負荷、待遇低、干預多、晉升空間逼仄等問題，新一輪司法改革的重心之一，便是為法官職業化開路。在鬆綁放權、強化保障的制度預期下，現有泛化的法官群體中，哪些人能夠成為真正的職業化法官，如何外接式硬碟確保法官準入的公平公正、守住司法正義的“第一扇門”，關涉改革成敗，備受社會矚目。
　　不久前，上海公佈了最新一輪的司法改革試點“簡要方案”，具體實施細則4家試點法院膠原蛋白正在制定。方案的最大亮點在於“法官、檢察官的員額制”——將法官縮減至法院員工總數的33%，剩餘52%的人將成為司法輔助人員，15%的人將成為行政管理人員，以工作人員的分類定編推進法院運行真正“以法官為中心、以審判為中心”。
　　與此前深圳公佈的司法改革方案相似，上海方案同樣遵循了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路徑，大方向都是將法官與其他工作人員剝離，按照法官序列SD記憶卡設計管理機制和待遇保障。如此剝離的目的，在於集中打造一個真正職業化的法官隊伍，並通過權力、薪金及其他保障確保法官安於審判、樂於審判、忠於審判。這意味著今後的法官不僅應當待遇豐盈，而且還應具有相當高的職業尊榮，以承擔起法治社會捍衛公正底線的使命。
　　簡單地講，司法改革就是要將法官打造成“香餑餑”，吸引最優秀的法律人才爭當法治金字塔塔尖。正是基於對改革後法官職業地位的預設，公眾才更加關註此次上海方案中的“亮點”：深圳中院法官員額最多不超過本單位政法專項編製的60%，而上海對法官員額的限制更為化療飲食嚴格，33%的數字因而也被標註上了“精英化”改革的標簽。這也意味著目前上海各級法院50%至60%的法官員額，將有20%左右面臨轉崗；這還意味著在改革到位之後，相對狹窄的法官入口需要更為嚴格公正的遴選標準。
　　60%也好，33%也罷，具體編製比例的確定，可住商情趣用品以在實踐中根據訴訟工作量依法調整；現下的關鍵是，誰能進入這一划定的“精英隊伍”？那些在一線辦案的法官，會因為行政級別不夠而被擋在門外嗎？
　　不久前，北京某基層法院39歲的法官張偉毅然辭職，在法律界引起巨大震動。“39歲，我等不了。我16年裡沒有達到在這個職業里應該達到的職級、收入與尊嚴。”司法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，年輕的法官卻感慨“等不了”，如此情景令人扼腕嘆息，同時也給司法改革提出了更強烈的要求。倘若人事上的改革再度陷入利益的藩籬，倘若真正有能力的人反倒進入不了法官隊伍，那這場改革便在“第一扇大門”跟前失利，其所引起人心上的漣漪效應將難以想象。我們不得不關註33%或60%的準入標準是什麼，準入的程序如何，監督有哪些途徑。
　　在準入標準上，《法官法》確定的法官資格條件，主要針對外在入口，實踐中往往被泛化，並不適宜為改革中的法官“二次遴選”提供客觀尺度。在通過國家司法考試，符合《法官法》的條件基礎之上，改革中具體的法官準入標準還須明確遴選條件和範圍，結合以往的業績考核設計相對科學的準入指標。例如，可將近幾年的實際辦案數量和質量納入硬性指標，將所在法院法官平均辦案量為準入標準起點，防止長期不辦案、不會辦案但卻具有領導頭銜的人占據法官編製，並考慮建立法官不辦案、辦錯案的退出機制，真正確保法官能力強、業務精。
　　在準入程序上，可與省一級設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協調起來，設計更加公開、透明的遴選程序，重點防範法官選任出現暗箱操作，以程序的公開促進法官遴選的公正。例如，上海將組建法官檢察官遴選、懲戒委員會，委員會的組建與運作也需要中立化，切斷委員會成員與利益關係者的不正當關聯。同時引入嚴格的社會監督機制，建立相應的公示和申訴制度，對於法官遴選中的違規操作和不公現象，提供充分的監督問責和救濟保障。如此才能破除改革實施中各種看不見的利益阻力，將法官準入置於陽光的程序軌道上。
　　法官準入的標準、程序與監督，這些看似都是司法改革最細枝末節的內容，以致都難以寫進司改方案的正式文本，但卻直接影響司改的操作和成敗。很明顯，當前新一輪司法改革的方向、原則都獲得共識，但在推動司改的具體操作上，從司法系統到社會大眾，不少人依然存在觀望心態。如何確保改革不變形、不走樣、不被偷梁換柱、不受利益誘導，往往取決於具體的細節性規程。細節上的失利，可能造成整個制度改革的公正失守，讓改革的目的異化。
　　作為改革試點中的關鍵一環，也是作為司法公正的起點，為人民選好法官，需要在細節上反覆推敲、精心設計。倘若不能將真正的法律精英遴選為法官，倘若法官人事這一行政化積弊最深的領域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，倘若這樣的改革在法官準入上依然受到行政化羈絆，那麼對整個司法改革的“試錯效應”將極其深遠。　　（原標題：誰能進入法官的精英隊伍）